杨红艳
作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达82.62%的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地处昆曼国际大通道关键节点。近年来,该县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实际,探索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路径,构建起基层廉洁文化建设的“元江方案”,为推进“清廉云南”建设、助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的县域样本。
一、文化赋能:元江基层廉洁建设的独特优势
元江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生态与丰富的廉洁资源,为基层廉洁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民族文化生态来看,哈尼族、彝族、傣族等世居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特质与价值内核。哈尼族“刻木分水”蕴含公平精神,彝族“禁赌习俗”彰显自律意识,傣族“十不廉训”体现道德约束,这些价值理念与廉洁文化高度契合,成为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同时,哈尼十月年、彝族火把节、傣族花街节等跨民族节庆,以及哈尼族棕扇舞等非遗资源,为廉洁文化传播提供了天然载体。截至2024年,元江拥有9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64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普漂村《尊示碑记》、洼垤乡彝族禁贼碑等7处遗存,更是以可触摸、可感知的形式,承载着廉洁文化的历史记忆。
从廉洁资源谱系来看,元江形成了有形与活态两大维度的完整体系。有形资源中,碑刻遗存记载着革弊、公平、仁政等廉洁理念,古建筑住房如洼垤村杨氏清白祠可用于家风教育;活态资源里,民族制度、节庆仪式、口传文学等,分别蕴含程序公正、崇俭抑奢、劝贪警喻等内涵。这些资源既体现民族差异性,能满足不同群体廉洁教育需求,又与基层治理深度关联,为廉洁文化嵌入治理场景创造了条件。
二、实践瓶颈:元江基层廉洁文化建设的现实挑战
尽管具备良好基础,元江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基层廉洁文化融合过程中,仍面临多重制约。
在廉洁元素挖掘转化方面,存在系统性挖掘缺失、现代性转译薄弱、民族差异性适配不足的问题。大量廉洁元素零散分布于民间故事、口头传承中,缺乏系统整理,部分面临“断代”风险;一些传统廉洁符号未能与基层治理现代化需求对接,难以被年轻群体和基层干部理解;融合实践中忽视民族文化差异,简单套用统一模式,导致廉洁文化“水土不服”。
从融合路径来看,“基层适配性”困境突出。廉洁文化建设与民族习俗、治理场景、群众利益脱节,在节庆活动中未能有机嵌入廉洁理念,基层治理中缺乏“民族化话语”转译,且未与解决群众关注的 “微腐败”问题相结合,导致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
多元主体协同方面,“碎片化”问题明显。纪检监察、文旅、民宗等部门缺乏统一协调机制,资源难以共享;乡镇、村(社区)干部专业能力不足,对融合工作认知模糊;本土文化传承人、乡贤等社会力量参与度低,融合工作行政化色彩浓厚。
此外,资源保障与长效机制存在短板。资金依赖财政投入,社会资本参与渠道有限,复合型人才匮乏;缺乏科学的效果评估体系,无法精准衡量融合成效;坝区与山区发展不均衡,山区廉洁文化建设推进缓慢。
三、系统破局:构建“四维路径”推动深度融合
针对上述瓶颈,元江以系统思维构建“深根—浸润—织网—活水” 四维路径,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基层廉洁文化深度融合、长效发展。
(一)深根工程:激活民族廉洁文化基因
一是开展“一村一册”抢救性采集。由县文旅局联合乡镇宣传文化服务中心,通过“双语”访谈记录各村廉洁故事与传统,利用4K摄像机、无人机捕捉节庆中的廉洁元素,建立“民族廉洁文化资源总库”。二是组建“现代语境”转译工作坊。邀请专家与本土传承人合作,编制《元江廉洁文化关键词手册》《传统廉洁故事短视频脚本》,实现传统廉洁理念与现代治理需求的衔接。三是推进“民族差异”适配试点。根据不同民族文化特征,在哈尼族地区将“均分祭品”与集体“三资”监管结合,在彝族地区依托家支伦理推广红白理事会,在傣族地区将村务公开与“神前宣誓”结合。
(二)浸润工程:打造场景化融合载体
在节庆场景中,哈尼十月年“长街宴”增设“节俭之星”评比,彝族火把节“议事环节”植入“公正誓词”,傣族花街节开发 “清廉方巾”小程序,让廉洁理念融入节庆活动。在治理场景中,组织传承人将《小微权力清单》翻译成“双语顺口溜”,开通村级“廉洁微广播”,用民族语言传播廉洁知识。在利益场景中,建立“清廉积分”机制,群众参与相关活动可获积分,积分可抵扣费用或享受贷款利率优惠,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三)织网工程: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
构建“1+3+N”协同体系,“1”即设立“元江廉洁文化协同推进中心”,统筹各部门工作;“3”即搭建“元江廉脉通”信息共享平台、“项目共建平台”“绩效共评平台”,实现资源整合与成效监测;“N” 即吸纳乡镇、村(社区)、非遗传承人、乡贤等参与,形成 “多元共治” 格局。
(四)活水工程:完善资源保障长效机制
资金方面,设立财政“种子资金”,发起“清廉基金”,建立“收益反哺”机制,形成资金循环。人才方面,实施“三雁计划”,引进高校“头雁”专家,培养基层“强雁”运营师,选拔中小学“雏雁” 小使者,构建多层次人才梯队。评估方面,设置“元江清廉指数”,委托第三方评估,发布《清廉指数白皮书》,开发线上评价小程序。地域均衡方面,实施“城乡结对”,组建“移动廉洁大篷车”,推进山区通信覆盖,缩小城乡差距。
四、实践成效与经验启示
截至2025年,元江基层廉洁文化建设成效显著。县乡村三级干部廉洁主题学习覆盖率达100%,85个村(社区)红白理事会实现全覆盖,群众婚丧支出平均下降70%,反映农村党员干部违纪的信访举报量2024年仅1次;打造1.2万平方米民族廉洁墙绘,群众参与廉洁文化活动率超8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9.8%,乡风文明达标率达77%,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8%。
元江的实践带来多重启示:一是要以本土文化为根,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内核,增强群众认同感;二是要聚焦群众利益,通过利益绑定激发群众参与热情;三是要强化协同治理,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工作合力;四是要注重因地制宜,根据民族文化差异设计差异化路径,确保廉洁文化落地生根。
未来,元江需进一步深化民族廉洁元素现代转译,加强融合路径比较研究,扩大“清廉指数”应用范围,为“清廉云南”建设提供更具普适性的经验。对于其他边疆民族地区而言,唯有立足本土、聚焦需求、整合资源,才能让廉洁文化在边疆扎根,为治理现代化注入文化动力。
(作者单位系元江县社科联)